2013宝鸡三模语文试题答案(3)

    2009年秋日的这个早上，万宝山坐在去往北京的城际列车上，衣兜里装着父亲嘱他要还的钱。他不吃一口零食，不喝一口需要花钱的水。车厢里的售货车来来回回在他眼前过了几趟，同车厢的老师们把售货车上那些食品袋扒拉来扒拉去的，他则看得淡然。他只是忽然想到，自己这习性是不是父亲的影响呢？
    火车进站，北京到了。万宝山借用副校长的手机，按照父亲厂里老同事提供的号码给李玉泽打了电话。他挂掉电话，在鸟巢乘地铁10号线，顺利找到了李玉泽的住址，一个名叫绿水庄园的地方。
原来这是一片别墅。保安引万宝山进了大门，热心地指给他去往A8座的路径。他看见了桥下的池水，水中的睡莲，环绕水池的大片草坪，喷泉，木椅，一些树种珍贵的树们。他看见了一幢屋顶覆盖着铁灰色龟背形油粘瓦的。红房子，一大片修剪整齐盼毛茸茸的草坪由房脚处伸展开来。形成一个足有上千平方米的庭院。一个五岁左右、留着分头的小男孩跺着脚正冲他的母亲大叫：我不喝法国的“依云”，我不喝法国的“依云”，我要刚才那种26块钱一瓶的“无量藏泉”，26块钱一瓶的矿泉水…
    本打算进院的万宝山，站在A8的木栅栏之外背过身去，一阵莫名地瑟缩。夕阳西下，几个仰着脸放风筝的孩子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只红嘴的黑鹰展着双翅飞得最高，威风凛凛地俯视着大地白一个形象忽然在万宝山脑子里复活了：病床上的父亲张开胳膊对他的那个乞望，凄风中的大鸟样的乞望。
    他脚步均匀地再一次朝着A8走去。
    （选自《上海文学》2010年第5期，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小说塑造的父亲同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是同一类人，但葛朗台吝啬得让人憎恶，而父亲的吝啬却让人心酸，因为这种吝啬中折射出时代对人的挤压。
   B．1956年在中国的当代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作者用小说的形式反思那个年代，也隐含了对物质丰富的今天是不是遗漏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的质问。
C．父亲临终交代还账，绝非后来的良心发现。似乎微不足道的五块钱，蕴含了巨大的道德容量，表现出吝啬过穷日子的老一辈中国人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和捍卫。
    D．小说不写轰轰烈烈的大场面，但是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撷取平凡的生活场景，将焦点紧紧锁定在人物的身上，精细入微地描绘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E．小说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父亲的吝啬和万宝山在潜移默化中继承了父亲的吝啬，但作者的立意并不在于写吝啬，而是通过一笔债务，对比了两个时代的巨大差异。
（2）试分析小说开头详细刻画父亲临终前同万宝山相抱这一细节的作用。《6分）
（3）小说运用对比手法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请找出两例具体分析。《16分）
（4）小说中的父亲身上，既有吝啬这一特点，也有临终还债这一闪光点，选择你感受最深的一
         点，结合现实谈谈你的理解6（8分）
四、实用类文本阅读（ 25分）
12．阅读下两的文字，完成l¨-（4）题0（25分）
吴恩裕：“歪打正着”的红学家
王坚
    提起吴恩裕先生（1909-1979），很多人就会想到他的著名红学家身份。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位“海归”政治学博士从事的老本行、最为心仪的研究对象，并非红学，而是钻研了多年的拥有骄人成绩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他后来一直想从红学中抽身回来，重新做他的老本行。“文革”后，他确实得到了机会，可惜的是，最后他却终究未能重新回到这片园地。别人称他为“红学家”，他只是多次自嘲：“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1933年，吴思裕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 193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不但指导他完成论文，还关心他的生活、职业前途等。他在拉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被拉斯基誉为“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 193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拉斯基愿意为他推荐出版博士论文，并介绍他去美国任职。然而，吴恩裕却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讲义，并著有多部政治思想学著作。正当壮年的他意气风发，一边从事研究，一边又试图以其所学，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出力。他在当时著名的《观察》周刊、《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发表政治学专论。   
    1952年政治学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吴恩裕作为从业者之一，显然受影响。这是他离开政治思想，“躲”进“红楼”的时代失背景。然而，除此之外，他作这样的选择，与他个人遭遇的不顺也不无关系。随着院系调整，他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大不如前。作为政治学巨擘拉斯基的弟子，他不免有一点点心高气傲，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并不利。
    他曾经被暗中栽上“对组织不满”“有反动言论、反动活动和反动著作”等莫须有的罪名。1958年，他个人被宣布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典型”、“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表”，他的文章《论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受到批判。他曾经有过机会去做他的老本行，除人民大学想调他外，北京大学三次通过组织手续，要调他去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但是，他所在的学校却拒绝批准。对此，吴恩裕只得徒唤奈何。
    吴恩裕在《曹雪芹丛考·自序》中有过这样的交代：《红楼梦》一书，他年轻时就读过，但兴
趣并不大；只是王国维、胡适对曹雪芹的考证，才引起过他的兴趣。随着时代的变化，自己三十多年从事的专业不能继续做了，心情的苦闷可知；恰好，那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相继出版，它们引发了自己年轻时曾经有过的对曹雪芹的兴趣——于是，  从1954年起，就下决心写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曹雪芹传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恩裕在干校期间，尽管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但仍以熠熠生辉的目光，不光在拨弄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编断简时，常有惊人发现；更有意地注重实地考察，敢集各种流落民间的蛛丝马迹，以期从中发现有关曹雪芹的各种陈年往事。后者，也正是吴恩裕治红学的独特之处。他珍视口头传说，北京西郊的香山，江南各地，都有他为实地考察和体验而留下的脚印。他跑野外、搜资料，勤奋读书，他考证出很多曹雪芹新的生平资料，其中不少有实物为证。他所用的方法和结论，或许到现在仍有人不断质疑，如周汝昌就这样说他：“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他对于红学界的贡献与影响，却是公认的。
    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行徐大同说：“我去吴先生家拜访近十次，每次谈得最多的，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吴先生心目中，政治思想史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他在做不了老本行的情况下，没有一味地悲哀叹气，而是另辟蹊径，进入一个对他来讲属于全新的研究领域，从头开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值得佩服的。他在困境中的坚持与开拓，体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