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涤非先生治杜诗 阅读答案

萧涤非先生治杜诗
萧涤非先生能在杜甫研究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与他严谨认真的治学作风有着直接的关系。
他十分注重对理论的学习和运用。解放初期，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系统地研读革命导师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著述，心胸豁然开朗，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地在《杜甫研究》中以相当的笔墨来分析杜诗的艺术性。他说：“杜甫的伟大，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来自人民”，“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诗的园地”。这些精辟的论述，无一不是得益于他对革命理论的孜孜以求。
萧先生熟悉研究对象，包括熟悉研究对象的全部作品。他曾说，杜甫的《新婚别》有“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这样两句，仇兆鳌的注说“嫁时将鸡狗以往，欲为室家长久计也”，这显然是不近情理，不合事实的，所以杨伦的《杜诗镜诠》改注为“用谚语”。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谚语，宋时才有记载，唐代却找不到文献上的根据，所以杨伦也只能虚晃一笔。自己最初径直注上“即俗语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话，是不科学的，总觉得有些慊然。后来，他无意中在王建诗里发现“我身不及逐鸡飞”之句，不觉大喜，因为它证明了唐时确有这一谚语。他觉得如果对研究对象不熟悉，有些有用的材料是会当面错过的。
1971年，郭沫若所著《李白与杜甫》出版。贯穿全书的基调是扬李抑杜，而且全面贬低杜甫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为了达到贬低杜甫的目的，郭老甚至对国内几位有名的学者如冯至、傅庚生等人，自然也包括萧涤非先生，逐一进行了批评。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对郭老的观点不满意，又不能批评，只有保持缄默。萧先生应许多学者、学生的询问，于1979年在《文史哲》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第一个实事求是地谈了与郭老观点不同的意见。针对郭老说称杜甫为“诗圣”和“人民诗人”毫无依据的观点，他列举陕南歌谣“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诗歌作了千万卷，不留千年存万古”，朱德委员长诗句“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说明杜甫的两项桂冠都得到了人民的承认。他还用大量确凿的事实，纠正郭老对杜诗的曲解，对郭老苛求古人、脱离历史背景、抹杀杜诗艺术性的做法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郭老过去也是尊重杜甫的，他这次抑杜，不过是他自己在翻他自己的案，而我们的非议，也不过是以前日之郭老反后日之郭老而已”。萧先生的文章以科学的态度和较强的说服力，打破了学术界沉闷的空气。特别针对郭老这样的权威、名人，萧先生能够言人所不敢言，确实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学术界高度称赞。
盛名之下，敢于公开纠正自己的错误，是萧先生的一贯作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句，在解释其中“群童”一词时，他这样写到：“杜甫《泛溪》诗‘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到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作于前一年，所泛溪即浣花溪。据此可知，溪之南北两岸原有一批顽童，我疑心诗中群童就是这些顽童。他们敢于欺负人，以抱茅为戏，因而激怒了诗人。过去我把‘群童’全看成穷孩子，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至少是很片面的。
萧先生十分赞赏清代学者黄生“读唐诗，一读了然，再过亦无异解。惟读杜诗，屡进屡得”的话，所以他几乎用毕生精力研究杜甫，即使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仍不能满足。他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一诗中写道：“嗟予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曰名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更有意味的是，萧先生将陶渊明“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的诗句，改为“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可见他对杜诗执著探索的热情达到了何种程度。